当然，虽然资本管制存在漏洞，但这毕竟增加了短期资本进出中国的交易成本，因此减少了人民币汇率的上行压力。
广德福同志长期关注我国三农问题和城镇化发展，早在2007年就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概念框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早就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
改善农民工流入地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条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将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让他们跟当地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公租房、廉租房。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人口有序转移并真正成为市民是关键。所以，一定要让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获得平等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从而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要实现四化同步发展，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键。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目前，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镇并且年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孩子超过1300万，相当于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总量，但只相当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数量的10%。我读了书稿后感到深受启发，相信这本书将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曾提了一个建议，首先把污染损害的百姓组织起来，和污染企业做斗争，让政府环保部门做裁判，光靠环保部门根本就堵不住。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现在没有什么争议了，其中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这三条对我们的约束特别大。当年大庆油田开发以后，我们说中国终于把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了，结果短短这些年过去，我们的石油有51%靠进口了，而且国际能源预测到2030年中国对石油的依赖将达到74%，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有人批评说她的观点不对，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有办法污染也有办法还原回来，卡恩个人的呼喊喊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成为了联合国(微博)的共识，大家意识到觉得如果污染再不控制，褐色经济也好，黑色经济也好，那么高成本的发展，那么多的矿产开发，环境真有可能无法恢复了，卡恩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位学者。我们的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结构性不足。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时候讲到发展是硬道理，他后面还讲了一句话，如果这个发展能使得我们的经济有质量和可持续，人们生活能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再快点也不怕，这点证明小平同志还是非常厉害的。十二五规划还提到很多减排指标，而且首次提出到2015年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减少17%的指标。
一百年前北京有200多条河，现在仅剩下几条河，地面水几乎看不见了，北京人用水70%靠的是开采地下水，我们再也不能说中国是地大物博了。我们现在有人区的水源90%污染，把无人区的水加在一块还有70%的污染，这样下去将来有可能水战争比石油战争打的还要激烈，因为石油战争是为了生活的更好一点，而水战争则是最基本的生存之战了。有一年我们在海南开会，大家说三亚空气真好，省长马上说了一句空气最好的地方人民最穷，比如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不高，绿色经济也是辩证的，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提高当地的人民生活水平。 (本文作者介绍：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学部召集人、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进入专题： 改革 利益分配格局 。
如果前三十年改革开放是改革促发展，后三十年会不会是发展促改革。荒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1/3，沙化的土地占国土1/5，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损失达500多亿元人民币(6.2121, 0.0031, 0.05%)。纲要中还有一些约束性指标，比如说把资源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作为五年规划攻坚的方向，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水资源以价格来调节，居民用水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你用价格限制显然不合适，因此我们强调要把用价格机制调节居民用水和商业用水区别开来，居民用水又要再分个若干等级，基本用水部分政府该补贴就得补贴。
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一盆一盆的泡温泉可不行，这个价格就要翻番。我们经济总量占的体积很大，但我们的能源主要还是靠传统能源，因此要加快改造传统能源为绿色能源。
我的想法是，改革应该从利益分配格局入手，从阻力比较小的环节入手，实实在在一步一步往前推，最后走向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要搞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革。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在参加十二五规划编写的时候特别做了一些贡献。
其中专门讲了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建议。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占到49.8%，2011年上升到51%，已经过半了。过去三十年，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0%，去年有些人说占到了15%-17%。谈到绿色经济学家，首先想起来是一位女生态学家卡恩， 1960年她写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书中写到看人们在地里搞农药化肥，她就想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再也听不到鸟叫，看不到花儿开了，结果她的观点引起很大的争议。霍金说地球人类只能再生存二百年，这个家伙说的太吓人，但是他至少给我们提了一个警示低收入国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贫困陷阱当中出不来，你就不会起飞，现在中等收入的阶段就不能够再进入高收入阶层，你是高收入国家到了这就变成欧洲现在的债务危机。
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仔细分析我们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有没有特殊问题，我说有中等问题。当整个经济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收入差距会特别明显，甚至还会继续扩大。
我前面基本讲的没有什么中等收入特殊的东西，如果说陷阱的话前面的因素是一般性的问题，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收入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然后出现经济停滞，出现各种危机。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刚刚走出低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是比较均等的时代，社会收入比较均等的贫穷的时代，但是它确实比较平等。
天天我们都在比，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特殊问题。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定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快于还不够中等的，中等收入一定是生产力要到中等水平，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到中等，你的收入到了中等了。
在这里我们作为搞理论的进一步要明确我们的思路，尽量把概念搞清楚，剔除不相关的因素。) 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福利陷阱 。但是我说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如果讲中等收入想想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发达国家这些年就是工资福利，这个政党要争选票承诺给谁加补贴，那个政党要拉选票承诺给谁要减税。
作为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天天还拿着跟这些国家在做比较，一方面在回忆美好的旧时光，一方面天天有人在讲人家多好，每个人进了医院国家全包，我记得两次在会上年轻人给我提的问题是比起北欧的高福利社会我觉得很不幸福。可以说任何陷阱，中国问题多了，你要说中等收入要和中等收入相关我才服气，只有跟中等收入相关的我们才把它拉进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福利陷阱这件事，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而且百分之七十是多数人的，一方面看到城市的贵族买奢侈品、出国旅游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贫困低收入阶层面临的窘境也更加明显。不能这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拉过来。
你可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我们可以去努力，从供给层面我们去改进，去创新，去提高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丧失竞争力。我们可以说它是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特别容易产生这种陷阱的问题。
经济系数这两年略有下降，这两年特殊原因是因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保障性的补贴性支出。我们可以说它属于中等收入陷阱。它反映了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正是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所谓陷阱就是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增长。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生产力不上涨，不增高快一点，是供给角度的问题，我说可以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为什么工资提高的快，生产力提高的慢工资提高的也慢前面说了这不是问题，只要工资和生产力相适应竞争力没有丧失。
把不相干的东西抽干净，解释中国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拉进来解释。我说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他就举了一大堆东西，说国有企业不好，政府干预太多，我说国有企业低收入三十年前就有，这个不是中等收入才有的，政府管制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不是到了中等收入才有的，环境污染，高收入国家过了我们这个阶段你们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到了很高的时候你们才开始清理，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中等收入这个框里，说中等收入陷阱得有一个什么因素跟中等收入相关才叫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的陷阱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只要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上涨，就是竞争力下降，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有没有中等收入的问题，有没有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特殊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回忆过去美好的旧时光，过去多么平等，过去多么好。到了中等收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高收入阶层，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
